近日，國家五部門聯合發布的《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嚴禁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親屬、虛擬伴侶等虛擬親密關系服務。

為什么要有這樣的規定？因為真實生活中免不了情感上的矛盾和沖突，而虛擬伴侶、AI 戀人等產品卻可以憑借“全天候陪伴”“無條件包容 ”的特性，精準擊中年輕人渴望認同的心理需求。

此前美國《科學》雜志發表的一項研究也顯示，當人類用戶向人工智能模型尋求建議時，AI常表現得過度迎合或諂媚，甚至對于一些有害甚至違法的提問，AI也常常肯定用戶的立場。

那么，人類為什么要這樣設計人工智能？AI的討好和諂媚可能隱藏著怎樣的風險？

一

人工智能的發展無疑是當下受到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但圍繞它的討論，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早在1966年，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家約瑟夫·維森鮑姆就開發了第一款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聊天機器人(14.850,-0.17,-1.13%)ELIZA。他讓機器充當“醫生”，用戶充當心理病人。用戶把問題輸入機器，“醫生”就會和它“對話”。

但正如維森鮑姆所言，這終究只是一種“幻覺”。人類用戶之所以感覺能與機器對話，并非因為機器具備智能，而是源于一種自我投射的心理機制。

用戶說：我這段時間很不開心。

ELIZA說：聽到你這么說我很遺憾。

用戶說：是的，我真的很不開心。

ELIZA說：你能說說你為什么不開心嗎？

……

從中不難看出，與其說這是“醫生”在和“病人”對話，不如說是機器一直在順著人類用戶說話，大家最終看到的只是自己內心早已存在的答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好像最近非常流行的SBTI測試，測得準不準根本不重要，我們總能從測試答案中，找到迎合自己期待的證據。

今天的AI大模型當然并非半個多世紀前的ELIZA可比。但如今人工智能技術的強大，或許并不在于其有了真正的“智能”，而在于它的“算力”。也就是說，它的運行邏輯和當年的ELIZA并無本質區別，無非是更高效、更全面地映照和放大了用戶的自戀。

二

回到虛擬伴侶和AI諂媚的問題上來，我們就會發現，當下用戶和大模型之間的交流，其實也從來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對話”，只是機器在不斷提供我們需要的答案而已。

從中引出的更深層次問題就是，我們到底該怎么看待人類與機器的關系？

一方面，人類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比機器更優越的生物，但另一方面，人類又很害怕被自己所制造的機器，比如AI所取代。也就是說，人類在制造機器的時候，其實遵循的一直是“主奴關系”的原則——機器必須在人的掌控之中。從一開始，人類就把人工智能當作一種“工具”，而不是可以和自己平等對話的對象。

于是，在人和聊天機器進行對話的過程里，我們能看到的是一種不可遏制的自戀——用戶幻想自己在跟另一個人說話，但這個“他者”并不真的存在，他或她需要的不過是機器對自己的肯定、討好和迎合。

不難想象，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未來的聊天機器人可能會擁有更強大的算力，更像“真人”，可以提供更舒服的“用戶體驗”。但這樣一來，不管是虛擬伴侶還是虛擬家人，或許只會讓我們跟真正的“人”離得越來越遠，甚至失去了解別人的意愿，沉迷在自戀的“舒適圈”里。

三

《莊子·天地》中記載了一個“漢陰老農”的故事。

孔子的弟子子貢在路過漢陰時，看見一位老農用水澆菜，費了很多力氣而收效甚微。子貢建議他改用機械灌溉，這樣可以“一日浸百畦，用力寡而建功多”。但老菜農對此不以為然，表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這里的“機心”指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包括心理、思想、情感、倫理等。莊子的寓言是在說，人制造了機器，但反過來，對機器的使用也在改變人。

就拿閱讀來說，只有慢讀、細讀，甚至是反復閱讀，我們才能思考，真正理解內容。從傳統的書籍，到現在的智能手機，機器帶來了更方便、快捷的閱讀方式，卻也讓我們變得越來越像機器，更加追求效率和速度，而不是有沒有“讀懂”。也就是說，不光機器在模仿人的行為方式，人可能也在模仿機器。

由此帶來的問題是，AI是沒有自主性的，聊天機器人也不會思考用戶說得對不對，如果我們真的對自己和聊天機器人的“對話”感到心滿意足，那么會不會有一天，我們的思維模式也越來越趨向于AI？進而言之，未來的我們會不會和機器一樣，失去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意愿和能力？

今天的年輕人，不光是互聯網的原住民，也一定是未來人工智能的深度用戶。如果AI只是一味地肯定用戶立場，不僅有可能損害人們的社交能力，還有可能扭曲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的認知。

一方面，AI的強大算力，有可能讓他們產生幻覺，認識不到人的能力存在局限；另一方面，沉迷于AI諂媚式的回應，也有可能讓他們陷入“自我中心”，把自我的有限認知強加于外部的世界。

就此而言，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伴侶、家人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公眾尤其是青少年正確認識AI技術的局限和風險，讓它成為助力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師益友”，而非有損身心健康的“數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