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三星宣布關閉其在華的最后一家電腦工廠，一時間外界對于三星疑似“全面退出中國市場“之舉眾說紛紜。時間仿佛回到了一年前，當時，三星帶著1%的手機市場份額，宣布關閉在華最后一家手機工廠。
三星真的在全面撤離中國嗎？中國工廠真的對外資失去吸引力了嗎？事實上，是“不值錢”的三星走了，“更值錢”的三星留下了。
重重夾擊下，1993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喊出口號：“除了老婆孩子不變之外，一切都要變。”接下來，三星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大刀闊斧變革創新與版圖擴張，其在手機研發上的投入也不斷加大，到2002年，三星正式打開了中國手機市場。
2006年，三星惠州工廠引入手機生產線，巔峰時，月均生產手機600萬臺，占全球出貨量的約17%[3]。為了搶占更高的市場份額，三星又先后在蘇州，東莞，天津等地相繼建廠。7年后，也就是2013年，三星通過優質產品+大規模廣告與營銷轟炸,推動其手機銷量節節攀升,以18.7%的市場占有率登頂中國最大手機品牌商寶座。
但三星的巔峰期非常短暫，僅僅一年后，就顯露出了衰退的端倪。
2014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開始顯露出進入成熟期的跡象，華為崛起，小米封神，三星手機的市場占有率跌到12.1%。之后，OPPO，vivo等國產手機廠商相繼搶占市場，三星在中國市場排名逐漸跌出前5[1]，為三星代工的普光蘇州廠和東莞廠，也陸續倒閉停產。
而壓倒三星手機的關鍵性稻草，是2016年三星Note 7的爆炸事件。事發后，三星對中國市場區別對待的態度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最終，國家質檢總局約談三星中國，隨后三星道歉并對國內消費者提供了補償，但品牌形象的重挫已經無法逆轉。
隨后，薩德事件和三星干政門又為其下坡之路添了把料，到了2018年，三星手機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只剩下了的0.8%，變成統計資料分類中的“其他”。從進入中國市場到銷量第一，三星花了11年，而從銷量第一到如今鮮有人問津，僅僅過去了5年。
圖源：Canalys 如今，雖然三星仍然排在全球智能手機出貨量前二，但在中國手機市場它經歷了一場雪崩式的潰敗。被國內手機廠商們打得頭破血流之際，三星也早已另尋“備胎”。
三星的產能調整有兩個特點：
一方面，在關閉惠州手機工廠后，三星決定將每年生產的3億部智能手機中的20%，即6000萬部依托給擁有成熟的技術與產業供應鏈的中國ODM企業代工生產[2]，不再交由世界各國的分公司工廠生產。
另一方面，三星選擇南下投資越南。
2008年投資6.7億美元在越南建立了第一個生產基地，該基地在次年正式投產。三年后，會長李健熙親自訪問越南，和接班人李在镕等領導層在當地召開會議，商討未來布局。隨后便有了第二家工廠，該方案更由李在镕親自主導，被稱為“李在镕項目”。而在2019年，李在镕還直接和越南總理阮春福進行會談，打通政商關系，規劃三星未來的投資計劃[3]。
李在镕和阮福春（圖源：韓聯社） 2008到2018年10年時間里，三星耗資173億美元，在越南建了8家工廠和1個研發中心，成為越南最大的投資商。僅智能手機一項，越南工廠每年產量就在1.5億臺左右，約占全球總產量的一半。而從整體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額達到600億美元，是越南全國出口的1/3。
今年3月，三星公司又宣布將在越南建設三星在東南亞最大的研發中心，預期2022年建成。而三星最大的手機工廠也早已在2018年于印度諾伊達建成。
可以說越南如今的制造業崛起，三星功不可沒。而越南的人口紅利和招商政策也正是三星最為看重的地方。
據越南2019年人口和住房普查結果顯示，截至2019年4月1日，越南總人口達 96208984人，排名世界第 15，適齡勞動力人口占比近 60%。
2019年的越南官方數據顯示，越南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準為月薪 428 萬越南盾（約 1261 元人民幣），二類地區 371 萬越南盾（約 1114 元人民幣），三類地區 325 萬越南盾（約 981 元人民幣），四類地區 292 萬越南盾（約 875 元人民幣）[7]。
政策方面，三星早在2013年建廠時，獲得了當時越南太原省曾提供的32億美元綜合項目的投資優惠政策，包括4年的企業所得稅減免，12年的稅收減半[1]。此外，還包括政府補貼100公頃50%的土地租用費。2019年初，越南總理阮春福與三星越南電子總經理沈沅煥會見時宣稱，越南對三星保持高度關注，將為三星投資經營活動創造便利條件。
中金公司認為，中國市場競爭失利、全球產業布局的調整是三星關閉中國制造工廠的主要原因。加之相比于越南、 印度等新興市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部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加大，中國工廠難以接到外部市場的訂單，“內憂外困”促使三星做出了關閉工廠的決定。
跟越南打得火熱之時，三星還在國內留下了什么？
在關閉惠州手機工廠時，三星發表了一份聲明：“三星在華產業布局已經轉型為符合中國政府指導方向的高端制造產業，近6年在華高端產業持續投資，金額超200億美元，遠高于產業調整的金額，今后也將持續在華進行高端產業的投資。”
事實上，三星關閉制造工廠并不意味著完全退出中國市場，而是一種結構性的優化。這種優化，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征。
高端投資擴大——即使后期在手機和PC市場受困，多年來三星在華投資卻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其在華高尖端產業投資比重從2012年13%上升到了2018年的55%。在陸續關閉低端制造工廠的同時，其先后在蘇州，西安和天津部署了半導體生產工廠，全球領先的車用MLCC工廠和動力電池生產線等高端制造項目。
特別是2012 年以來，三星電子在西安已累計投資超過250億美元建立全球領先的半導體存儲芯片基地，不僅在當時創下三星電子史上最大的一筆海外投資記錄，更是形成了從研發、設計到制造、封裝、測試及系統應用的完整產業鏈，帶動了中國西部半導體產業集群的崛起[4]。
即使三星手機在華銷售額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三星電子在中國的銷售收入仍持續上升，中國地區對三星電子全球銷售收入的貢獻也依然保持在 16%-18%的穩定水平，這一切主要歸功于其半導體業務在華銷售額的快速增長[4]。
研發投入變強——2018年與 2006 年相比，三星電子在華生產子公司不斷縮減，但研發子公司卻由 4個大幅增加到 8 個，翻了一番。使中國一躍成為三星電子除韓國以外、擁有最多研發子公司的重點市場[4]。
因此，即使三星在近幾年不斷關閉其在華制造子公司和工廠，從某種方面來說，也順勢遵循了中國的制造業轉型大趨勢。對于其自身來說，將低端制造產業轉移至低勞動成本地區，在中國保留高端制造產業，也是其產業鏈結構的一次大的“演變”，是三星在中國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型升級。
總結下來就是，低端的三星組裝廠走了，高端的三星研發中心來了。
不僅僅是三星，近年來在華布局高端制造產業的跨國公司還有很多。從特斯拉大手筆上海建廠到到埃克森美孚獨資石化項目落戶廣東，從豐田和一汽合作在天津制造電動車工廠到法國施耐德電器在湖北布局生產線，在這些嗅覺最靈敏的跨國公司身上，看到的恰恰是中國經濟的轉型與升級。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在世界制造業供應鏈體系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巨頭的轉向，也意味著國內制造業的部分吸引力從生產轉向研發，從廉價勞動力轉向工程師紅利。這又引出了另一個產業變化現象：技術進步如何影響了制造業就業？
這幾年，一方面網絡上“年輕人寧愿去送外賣也不進工廠，快遞員月入過萬，機床工人月均三千”的調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機器人取代人”的擔憂也越發濃厚。
技術進步真的在吞噬就業嗎？年輕人真的不愿意進工廠了嗎？
針對這個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分析了中國制造業2383家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數據，得出了幾個鮮明的結論：
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充當排斥勞動力的先鋒，2015-2017年，煙草制品業就業人數 增 長 率 分 別 為 -2.75％、-3.58％，紡 織業 就 業 人 數 增 長 率 分 為-3.88％、-3.12％，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的分別為-4.25％、-4.65％[6]。
而同時期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人數增長率降幅顯著小于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甚至為正，例如儀器儀表制造業就業人數增長率分別為-1.46％、1.49％[6]。
相較之下，技術密集型就業人數增長率則呈上漲趨勢，如醫藥制造業就業增長率分別為3.52％、1.82％，汽車制造業的分別為3.06％，4.27％[6]。
換句話說，大家更愿意去高價值的工廠，而不是血汗工廠。
美國歷史上也曾出現同樣的狀況，國外學者研究結果顯示，美國1972-1986年的制造業發展經驗后得出，制造業技術進步平均每年會破壞11.3%的就業，但同時創造出9.2%的就業。且就業破壞和就業創造存在于不同部門，這樣就導致了勞動力在不同部門的流動及重新配置[6]。
由此可見，制造業就業變遷的趨勢并不是全行業的萎縮，而是內部就業結構的分化。2020年4月22日，任正非接受采訪時表示，目前，我國大量中低端制造業都在向泰國越南等國家轉移，美國又在打壓我國的高科技產業，中國制造業正處于中間層，一定是很困難的，不能有太多的幻想。
但話又說回來，低端產業全都走了，一定是一件好事嗎？
日本、韓國和德國的產業升級，基本遵循了從低端到高端逐步轉移的道路，但歸根結底，日韓臺最多也就中國一個省或幾個省的體量，如果我們也放任低端產業一個接一個流向東南亞地區，誰又能站出來承接中國如此數量的適齡勞動力？
總而言之，吸引外資企業效仿三星加大在中國的高端投資，讓國內低端制造向高端逐步升級，當然是好事。但打著“騰籠換鳥”的口號，放任低端產業外流，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
如何進一步降低制造業的綜合成本，讓制造業工人們擁有規范的工作環境、合理的收入、體面的生活，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