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法律服務中心研究員　趙廣宇

由于短信和電話服務價格低、受眾廣、到達率高，金融、零售、教培、保險等行業經營者及從業人員大量使用短信和電話進行營銷，在營銷過程中容易產生擾民問題，即通常所說的垃圾信息和騷擾電話問題。

不少消費者在接到一條營銷短信或者電話后，向通管局舉報電信運營商等電信業務經營者，認為經營者營銷使用的短信和電話是通過電信網絡傳輸而來，電信業務經營者沒有盡到識別、攔截義務，應承擔相應責任，并進而提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對于消費者向通管局提起的舉報，最高人民法院及有關地方人民法院裁定認為，通管局對垃圾信息和騷擾電話舉報的處理不對舉報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不屬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在某貸款營銷短信舉報案件中，廣州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在（2024）粵71行初281號裁定中明確，被舉報的電信業務經營者“僅提供短信通道服務，是否取得接收短信息的用戶同意以及用戶個人信息的合法性由短信息內容提供者負責，省通管局未發現該公司存在原告反映的違規行為”，“原告請求查處的被舉報企業的行政違法行為是該公司群發商業性短信息的行為，并非為了自身合法權益對相關違法行為進行舉報，與行政機關就其舉報事項作出的處理行為沒有利害關系”，“原告對于省通管局作出的舉報處理答復的行為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或者申請行政復議的主體資格，原告對工信部作出的被訴行政復議決定的行為亦不具有提起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24）粵行終1134號二審裁定中認定，通管局舉報處理答復對上訴人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上訴人提起本案訴訟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最高法行申11779號再審裁定中認定，電信業務經營者僅提供短信息通道服務，通管局舉報答復不對再審申請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遂駁回再審申請。

在某保險金融營銷電話舉報案件中，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在（2024）京0102行初1049號裁定中認定，“原告反映的事項是某固定號碼向其撥打騷擾電話、推廣金融投資產品，存在超范圍經營、非法經營呼叫中心業務的情形。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加強呼叫中心業務管理的通知》規定，經營呼叫中心業務，須按照規定取得經營許可……上述規定是電信主管部門加強呼叫中心業務準入管理的主要依據，電信主管部門對呼叫中心業務經營者違法違規行為的調查處理，旨在維護電信市場經營秩序以及電信用戶的整體利益，而非基于對個別電信用戶的特別保護。原告的投訴僅是為電信主管部門提供違法線索，電信主管部門無法律依據對公民通話內容進行監管，原告無證據證明其合法權益受到實際損害，故其與電信主管部門針對被舉報人的查處行為不具有利害關系，不具有原告主體資格，應予駁回”。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在（2025）京02行終54號終審裁定中認定，“因電信主管部門無法律依據對公民通話內容進行監管，上訴人亦無證據證明其合法權益受到實際損害，故上訴人的投訴應視為向電信主管部門提供違法線索，其與電信主管部門的查處行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其不具有行政訴訟原告主體資格”。

上述裁定意見也被其他法院所采用，如近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百余件有關裁定中認定各省通管局舉報答復原告權利義務不產生實際影響，工信部對原告作出的復議決定并未對原告合法權益產生實際影響。人民法院不認可“經營者營銷使用的短信和電話是通過電信網絡傳輸而來，電信業務經營者沒有盡到識別、攔截義務”的觀點，源于電信服務的“通道”屬性。根據《憲法》第四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電信業務經營者作為通信通道服務提供者，不可以查看電信網絡傳輸的通信內容。雖然電信業務經營者根據《網絡安全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電信條例》等規定，有義務識別、攔截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暴力、淫穢色情等“九不準”信息和涉詐信息，但經營者營銷使用的短信和電話并不屬于違法信息與涉詐信息，僅是需要在發送或者撥打前取得消費者的事前同意，電信業務經營者并無法律依據識別、攔截短信和電話營銷。

按照《電信條例》第六十二條“使用電信網絡傳輸信息的內容及后果由電信用戶負責”規定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九條、第五十六條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五十條規定，短信或者電話營銷擾民的法律責任由經營者及從業人員承擔，相關違法行為由市場監管部門牽頭負責查處。

作者：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法律服務中心研究員　趙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