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歐盟《人工智能法案》落地只差最后一公里時，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

近日，據報道，一份聯合文件顯示法國、德國、意大利就如何監管人工智能達成協議。三個歐洲重要經濟體一致認為，《人工智能法案》不應針對基礎模型，歐洲需要“一個促進創新和競爭的監管框架，以便歐洲參與者能在全球人工智能變革中位于前列。”

法德意的發難，似乎讓他們站在了歐洲議會立法者的對立面——后者希望嚴格監管基礎模型。

歐盟《人工智能法案》是全球首部人工智能的法律草案，正處于立法程序的最后階段。受訪專家指出，當前核心分歧是基礎模型的監管方式，各方應該在12月6日的三方談判上提出解決方案。如果屆時無法達成共識，《人工智能法案》落地或面臨壓力。

反對分級監管模型

法德意發布的文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的本質風險是應用，而不是技術本身，由此“反對基礎模型的兩層分級方法”。

“兩層分級方法”指的是《人工智能法案》中，將人工智能系統劃分為不同的風險組，規定不同的合規義務。一些義務僅適用于算力更強、更通用的大模型，從而產生了一套兩層規則。三個國家在文件中明確要求對基礎模型放棄這套規則。

模型卡是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模型卡的內容必須包含模型的功能和缺陷。根據文件示例，具體有模型參數量、預期用途、潛在限制、偏見測試結果，以及紅隊安全評估結果。

此外，聯合文件還呼吁自愿承諾、延遲建立制裁。法德意三國都贊成，AI提供商應做出具有約束力的自愿承諾，且最初不實施任何制裁措施。文件提到，只有在一定時間后發現違規行為，再建立明確的制裁機制。

《人工智能法案》授權草案于今年6月高票通過歐洲議會，目前已經進入成員國、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的“三方談判”，原計劃年底前通過。

據了解，三方本在10月24日就分級監管模型達成了初步共識，但包括法國、德國、意大利在內的至少五個成員國改變立場，提出不應對基礎模型施加任何監管；10月30日，法德意三國在意大利首都羅馬舉行高級別會議，決定加強人工智能領域合作；本月19日，法德意開始分發非正式文件，再次轉變監管立場，提出用模型卡來監管基礎模型。關于《人工智能法案》的談判仍在繼續。

核心矛盾在基礎模型

同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上海市人工智能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朱悅分析，聯合文件與《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談判其他各方的實質性矛盾集中于一點——如何監管、由誰監管基礎模型。

對于基礎模型，《人工智能法案》始終主張風險分級，但與聯合文件的風險識別思路有很大不同。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沈括指出，整體來看，《人工智能法案》強調前置、抽象的風險判定，而聯合文件強調后置、實際的風險判定。

落到具體層面，模型卡可能涉及主體更少，合規義務更輕。朱悅認為，早先三方談判中達成的分級監管，涵蓋了數據治理、紅藍對抗等實質性義務。而以透明義務和行為守則為核心的模型卡，更多屬于一種弱強制性的自律監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張欣補充，模型卡主要針對基礎模型的開發者，分級監管則面向整個人工智能系統的開發者、部署者、運行者。不過，“分級監管確實存在一定挑戰，比如未來步入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AGI）階段時，可能有分級標準難設定、風險動態變化的挑戰。又比如，在現有方案下，可能導致基礎模型的開發者承擔較多連帶義務和責任。”張欣說。

張欣向21記者進一步解釋，模型卡類似于基礎模型說明書，示例中的安全測試、偏見測試類似出廠前的產品測試。如果按照早先《人工智能法案》規定的分級監管，落在高風險區域的大模型相關主體，還需要履行一系列備案、糾正、標識等合規義務，負擔可能遠遠大于模型卡。

一個更關鍵的問題也許是，誰來決定模型卡的嚴格程度，以及誰來執行。

在朱悅看來，不能簡單斷言模型卡和分級監管之間有本質差別。如果模型卡配置了詳細、深入的可解釋性條目，其依然可以稱為一種深入的監管。但如果模型卡不是交給專門監管機關或者數據保護機關，而是主要由行業協會或者技術社區來評估和執行，自由度就會相對充裕。

此外，聯合文件中的自愿承諾也值得注意。張欣表示，“一般情況下，如果要求企業自我承諾，那么違背承諾時執法機關會采取相應的處罰措施。”但聯合文件提議推遲制裁，并沒有進一步明確到底要如何建立強制性、有約束力的自我承諾機制。

受訪專家均認同，聯合文件旨在為基礎模型的開發者松土。

一個值得關注的時間點是今年10月。就在這個月，巴黎的初創公司Mistral AI發布了自己的大模型Mistral 7B，據稱性能超過Meta 的 Llama 2大模型，且算力耗費更少，一舉成為人工智能領域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與此同時，德國的AI領頭公司 Aleph Alpha GmbH 也獲得了超過5億美元的B輪融資，官網自稱“德國自己的OpenAI”。

除了本國冠軍企業的大模型發展迅速，政府面臨游說壓力外，法德意也有布局人工智能的國家性戰略。今年6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要推動法國成為歐洲的AI中心，劃撥5億歐元發展人工智能。德國數字事務部長則在近期采訪中，將德國定位為“進入全球人工智能領域最高梯隊競爭”，發展野心可見一隅。

《AI法案》或踩下剎車

法德意此時叫板，最令人關心的問題無疑是：《人工智能法案》還能順利落地嗎？

張欣表示，目前難以預料聯合文件的實質影響，但它的確為《人工智能法案》達成共識增加了不確定性。

在朱悅看來，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很大。主要依據是各方已經初步達成了共識——同意一定程度上監管基礎模型，只是在概念、時限和其他一些關鍵細節上需要博弈。另外，從談判過程來看，相關主體的態度在不斷軟化。根據朱悅的分析，此次發難的策略性性質較強，即為了針對特定的條款爭取談判籌碼，并不是關于《人工智能法案》是否應該通過的分歧。

“如果能夠達成妥協，《人工智能法案》可能放棄對基礎模型的進一步分級，通過細化透明項目、補強審計義務和關聯產品責任等方式做實透明義務，放棄其他絕大部分的實質要求。可以說是一種差強人意的方案。”朱悅表示。

在后續的執行過程中，《人工智能法案》也存在進一步松綁的可能性。吳沈括向21記者指出，聯合文件立場更市場友好，因此各成員國在貫徹執行《人工智能法案》時，可能有本地化松綁的動作。張欣對此的擔憂是，模型性能強大，更多未知風險會與大模型涌現能力一同出現。而且在開發熱潮下，資本逐利可能帶來模型異化的風險。以上種種都要求對基礎模型進行更系統的硬法規制。

通過《人工智能法案》的機會之窗正在快速關閉，12月6日將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考慮到歐洲議會將在明年6月換屆，今年12月6日的三方談判可以視作《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談判的收尾。歐洲媒體透露，越來越多的成員國認為《人工智能法案》監管過度。如果無法盡快找到解決方案，立法將面臨風險。

朱悅表示，“《人工智能法案》之前的談判進程確實太快了，理事會和其他各方內部并沒有達到高度一致。之前達成的所有共識，都是一種脆弱而精細的平衡。”而這份脆弱、精細的平衡，接下來隨時都有可能打破。